李茗公 叶青山:治乱循环怪圈与文化因果报应——传统文化的“三大谜团”

admin 杏彩 2019-09-03 21:12:52 1113

  

  郡县制构建成的中央集权,造就了古老中国的崛起和辉煌,但“治乱兴亡循环”导致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却是炎黄子孙无法逃脱的周期性灾难。尤其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更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甚至1949年之后,苦难也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都令人不堪回首。历史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也提出了中国倒退问题:“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国际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测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GDP的32.4%,而到了1980年竟仅占2.5%!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传统文化形成了特定地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世代传承的精神遗产,进而影响其社会进程。传统文化精华是举世公认的瑰宝,其糟粕却是民族苦难的根源。近代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文化较量的失败;西方文化精华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国重新崛起,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因此,必须研究导致中国落伍的“三大谜团”:为什么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没有在近代中国形成?

  这三大问题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为什么科技革命没在近代中国发生?

  

  1、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精确验证和数理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文学家,所以传统文化就有形象思维和深奥模糊的混沌性特征。“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就不是永恒的真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太极、元气、经络、风水、阴阳等等,都普遍存在着“妙处难与君说”的特点,既深奥奇妙,又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中医虽然神奇灵验但也玄幽模糊,令外人如坠五里雾中,没有西医的化验验证和精确数据。气功对健身相当有用却也极为杂糅,前些年又被别有用心之辈无限夸大,引上“造神运动”的歧途,一时甚嚣尘上;尔后又因法轮功闹事而销声匿迹,结果被全盘否定甚至成了禁区。气功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精确实验、权威数据和科学原理支撑。《易经》深奥精妙但也掺杂糟粕,例如预测吉凶就违反科学原理,而且只有抽象归纳,缺少逻辑推演。所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虽然注重记录现象,也有直觉猜测,但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例如记录哈雷彗星30多次,却未能探究规律,所以荣誉只能归于英国的哈雷。《黄帝内经》就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直到哈维1628年发表《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才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没有严格重复的实验证明,缺乏逻辑严谨的数理推理。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谈勾股定理时就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亨利·罗兰100多年前忠告美国科学界说:“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西方古代大思想家多是科学家,大科学家也多是思想家。所以他们不但致力于构建逻辑严谨的基础理论体系,而且有研究精微、验证精确的优秀传统。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百科全书”之称,他的原子论就比我们的元气论分析透彻。数学是科学之母,柏拉图学园规定“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建立数理逻辑推演体系,到牛顿和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逐步为近代科技革命奠定了数学基础。伦琴回答科学家必备素养时强调:“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数学。”马克思也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抽象的、不关涉具体内容的知性分析和概念演绎,恰恰以其“无用”而成“大用”。有个青年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得对侍从说:“请给这小伙子三个硬币,因为他想从几何学里得到实际利益。”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成果公布后,很多人追问这有什么用?徐迟回答“无价之宝”。法拉第发明世界第一台发电机像个小玩具,维多利亚女王好奇地问:“您的这些发现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法拉第竟然反问:“女王陛下,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个婴儿的用处是什么呢?”绝妙回答令人叹服!

  3、科举制度扼杀了学校传承科技成果。罗马时代学校课程就有数学和天文学,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学校严格执行“科学是宗教的奴仆”政策,却也只是把神学置于数学和天文学之上而已。宗教法庭残酷迫害甚至杀害科学家,罪恶昭彰;但西方著名大学接二连三在中世纪创立,却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这些大学享有极高的学术权威,有时连世俗政权和教皇之间发生争端,也交给大学仲裁解决。这就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伟人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导致最终实现了科学对宗教的反叛。

  孔子教学时“六艺”中也有算术,但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五经四书。唐代虽有算学专门学校,招生对象却是八品以下官员和庶人之子,且只招30人。明朝八股文让科举彻底进入死胡同,没有任何创新精神,造成无数儒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看看中国科学家们的官场梦吧!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才做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才做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因为学校课程的设置窒息了科技传承,导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清政府直到1888年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戊子科乡试报考算学者有32人,照章录取举人1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把西学与中学同考。”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武力瓜分的亡国威胁时,顽固派仍旧乞灵于传统文化:“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国故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愚腐颟顸得不可理喻!

  4、国家正统理论蔑视科学研究。儒家承认科学技术有可取之处,但却强调钻研科技会影响远大事业,“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钻研科技,那么谁钻研谁就是小人!《礼记》强调“毋或作淫巧,以荡上心。”《孔子家语·刑政》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墨家不但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努力研究力学、光学和声学,社会上出现“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繁荣景象,导致“孔子之道不著”,让孟子痛心疾首。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在扼杀墨家等学派的同时,也窒息了科研。清末著名顽固派倭仁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列强侵略,荒谬迂腐得令人吃惊,然而这话却出自《孔子家语·儒行解》。传统文化蔑视科学的结果,造成了古代科学自生自灭、灭而又生。例如指南车就被反复发明,东汉张衡、三国马钧、南北朝祖冲之、唐朝金公立、宋朝燕肃和吴德仁,甚至据说连华夏始祖黄帝,都拥有指南车的发明权!而西方一代代科学家们却承前启后锲而不舍,轮番持续向每一个科学领域发起攻坚战,例如攻克电的科学巨人名单,就长得令人赞叹:法拉第、富兰克林、焦耳、伏特、安培……。

  因为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中国历代国家政策,都不约而同地窒息、排斥和扼杀科学,所以科技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批判“白专道路”、“洋奴哲学”,居然派工宣队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让贫下中农甚至文盲去管理学校,连国宝级的知识分子也被打成臭老九,荒唐得实在匪夷所思!科技发明的动力一是人类的好奇心,二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三是国家的政策支持。但昨天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二、为什么市场经济没在近代中国形成?

  

  郭沫若考证《尚书·酒诰》中的“肇牵车牛远服贾”说:肇者始也,周朝人认为经商行为始于商,因此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毛泽东也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商代饕餮纹鼎上,就有三个象征着人挑“贝”步行或乘船做买卖的铭文。《周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墨子·贵义》中有“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的论述。特别是唐宋时代商人到阿富汗、斯里兰卡甚至非洲红海经商,40多个国家来中国贸易。

  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在近代中国形成呢?

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