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王光美与群众运动:以四清为例

admin 大连棋牌娱乐网 2019-09-02 22:38:52 8873

  

  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中,群众运动对新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段时间里,中国人把群众运动当成实现国家建设与社会变革的主要手段。群众运动在近代世界历史上,起着民族国家建设和现代化的助产婆的作用。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这一词汇,使人们想起民主的扩大、工人成立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民权等等,意味着独立于体制内权势和秩序的民间力量,总之,它代表着人类进步和启蒙的方向。

  

  然而,在今天的中国,群众运动一词所唤起的,是完全相反的意义,它代表着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一场“浩劫”,象征着人性中狂热、非理性、自私和残忍的一面,它的形象就是大轰大嗡、社会动乱、以及人民的水深火热。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分子的语汇中,市民社会这一词被赋予神圣的光环(这光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只荣归群众运动),而相比之下,群众运动则带着打砸抢、疯狂盲动等等摆脱不掉的耻辱印记和黑色贱民出身。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不仅如此,和群众运动相联系着的,是一组对立着的历史人物的形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在官方的和流行的文字中被塑造出来。一方面,是错误地发动群众运动的领导人,和利用群众运动的野心家,他们迫害好人、制造冤案、阴谋整人,乃至推行封建法西斯主义。另一方面,是和群众运动相对立的、进行抵制的温和人物,或受群众运动残害的蒙冤者,这些包括知识分子、老干部,许许多多无辜的好人,而其中最为显赫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刘少奇冤案”在整个否定文革过程中,赫然成为声讨文革、控诉群众运动的主题。此后,在中国,群众运

  动就成为违反理性、违反正义、违反人民意愿的同义语。

  

  自从六十年代群众运动在世界范围内沉寂以来,西雅图反世贸抗议行动的巨大成功,又使群众运动这一词汇,重新成为进步评论界乃至主流媒体的焦点。反压迫、反专制、争取人类尊严和自由,和新型的群众运动相联系着。连克林顿和世界银行也迫于形势,不得不对群众运动表示尊重,甚至追随、窃取群众运动的语言和词汇。在世界各地,群众运动都代表着反抗权势(无论是国家机器的,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声张正义、维护弱者的道义力量和进步方向,在马尼拉,在布拉格,在汉城,在印度海德拉巴德,在瑞士达沃斯,然而,却有一个重大的例外,这就是在中国。

  

  如何理解和解决这个鸿沟?这同时也意味着,如何理解和解决一个时间上的鸿沟,那就是今天人们头脑中对群众运动的偏见,和发生在三四十年前的中国的群众运动的真实历史之间的鸿沟。

  

  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有关新中国群众运动的一两件历史公案,将要涉及的重要人物就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其夫人王光美。希望这项工作能增加我们对群众运动历史及其有关历史人物的了解,以便真正吸取群众运动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教训,开始反省我们二十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思想偏见,并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二十年来努力实行对外开放、思想解放,但为什么在思想意识上、在民主实践上、在政治技巧上,却变得闭关自守、极大地落后于世界上的进步思潮?

  

             

  刘少奇与群众:1961年湖南蹲点调查

  

  刘少奇是最极端的群众运动--文革群众运动的直接受害者。1963-1965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可认为是文革运动的前奏,而这个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领导的。文革群众运动造成了刘少奇的巨大的个人不幸,同时文革也暴露出群众运动的严重问题,也造成后来人们对群众运动的厌恶和冷淡。而常常较少被论述的,是刘少奇本人的工作作风对文革群众运动的影响,特别是通过他所直接领导的四清运动,其政策、方法和遗留下的矛盾,对后来文革中矛盾冲突的影响。事实是,刘少奇、王光美在四清运动中的工作方式和他们在文革初期的表现是高度一致的。所以,对中国群众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离不开对刘少奇与群众、刘少奇与群众运动的关系的考察。

  

  先从四清之前发生的一个故事中来考察刘少奇和群众的关系,这其中包括刘少奇走“群众路线”的方法,刘少奇的群众观,刘少奇对待干部、群众的方式、处理矛盾冲突的方法,等等,这一故事,就是1961年刘少奇的湖南蹲点调查。

  

  这件事的来由是:1960年1月13日,毛泽东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于4月1日至5月15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4月12日,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①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订政策、发批示的参照。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提到:“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考察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这不仅是因为很多文章和传记材料较详细地记载了刘少奇在天华大队的的活动情况,也因为刘少奇在这里蹲点时间最长,对当地事务涉入最深、影响最大。这里所根据的材料来源,多数是文革后公开发表和出版的文献,个别是文革当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上所发表的相关材料。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然而,刘少奇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下面,我就根据有关材料,避免其中明显带主观判断的部分,将有矛盾冲突的信息加以分析、取舍,将材料还原成尽量完整、尽量客观的事情的来龙去脉。

  

  这个故事中的个别细节,在1980年以来公开发表的文献中,和刘少奇在有关四清运动的几次讲话中所透露的略有出入。先来看前者。

  

  按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1998年出版的《刘少奇传》和其他官方记述,天华大队受“左”的错误的影响,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因此,先前的胡乔木和中央调查组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在蹲点的18天中,首先连续召集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徵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开始时,干部们都言不由衷,欲说又止,广大干部、群众受历次政治运动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不敢讲真话。为了克服干部们“左”的思想的束缚,刘少奇努力打消他们的顾虑,反复诚恳地请求他们说真话,干部们终于被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所感动,纷纷诉说公共食堂的坏处。刘少奇还走访了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很赞成。于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上说,食堂办起来是大错误,“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之后,刘少奇正式对当地公社、大队的干部说:“请你们立即宣布解散食堂!”②

  

  这里,我们关心的不是公社食堂成败的问题(而天华大队食堂是否和其他地方的食堂一样彻底失败,这是有疑问的,下面将要谈到),而主要是政治精英和群众的互动方式的问题。让我们特意来看一下有关记述对当时情景的生动描写:

  

  “食堂解散了!”消息传出,许多群众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大家都当作特大喜讯奔走相告,很快就传遍了附近的社社队队。

  “这是什么人开的恩?”

  “听说是省委工作队。”

  “没有听说传达中央文件,省委工作队有多么大的权力?”

  “是刘主席亲自下的命令!”

  感激、喜悦、疑惑。但“食堂解散了”确是实实在在的。

  束缚在群众身上的枷锁被砸开了,人们能不笑逐颜开,能不欢呼雀跃吗!③

  ……

  

  天华人民从心里感谢刘主席。他们说“这回真是来了青天”“刘主席和我们想到一起了”。④

  

  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情节的描写,很自然地就纳入了中国封建传统的“清官”乃至“明君”话语:一位高高在上的皇上或大官,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体察民情,才发现民生艰辛,且恐于当地恶吏的横行霸道,敢怒不敢言。皇帝(或清官)的临幸惊讶和感动了苦难中的小民,他们跪地痛哭,一股脑地将苦水倒出,皇帝(或清官)开恩,凭举手之劳,就解决了民众的倒悬之苦,万众欢腾,齐呼“皇帝万岁”,或“真是来了青天”。

  

  有关刘少奇湖南调查的官方记述,和以上话语的各个细节都是吻合的:比如:轻装简从,住在老百姓家里,睡门板铺禾草,亲自到社员家中访察,启发诱导社员讲真话等等。还有两个细节突出地表现了人民共和国的这位“青天大老爷”的“体察民情”的形象:一是在东湖塘公社调查时,用脚撩开山坡上一堆风干的人粪,来察看有多少没消化的草和草根,二是在天华大队施家冲社员座谈会上,取下篮布帽,露出满头银发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躬。共和国主席察看农民的粪便、向社会最底层鞠躬的描写,表现了在九天之上的高级官员对九地之下的民间躬亲访问的反差,更从反面突出了精英和群众之间

  的森严等级。

  

  刘少奇的湖南考察被誉为深入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典范。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着强大的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传统。翻开刘少奇的著作、讲话,他对群众和群众路线的论述比比皆是,看上去似乎和毛泽东的差别不大。然而,仔细解读,并参照刘少奇在湖南调查中的工作方法,我们能看出一个微妙但重大的差别。

  

  美国学者洛厄尔.迪特默在70年代写作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政治》一书中已经精辟地总结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和群众关系上的差别:

  [刘少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一个工会组织者在为工人工作,或与工人在一起度过的,他对此感到自豪。即使身居高位之后,他每次到农村“视察”总是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毛并没有比其他领导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深入群众--毛实际上可能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的最典型的受害者,因为他常常长时期地与世隔绝,据说,他的死也与此有关。但是,与其说毛为促进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直接关系所做的努力是非常零碎和偶然的,不如说他比刘更注意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⑤

  

  迪特默的这个观察是有根据的。的确,毛泽东1959年6月到家乡韶山,并没有象刘少奇那样作蹲点调查。1955年,毛泽东号召领导同志都下去调查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自己并没有去实地考察,而是根据各地的调查报告编写《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另一方面,毛泽东除了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之外,他更强调:将传统意识中的上智下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等级观念颠倒过来。他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应该是指共产党领袖和一般的精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软弱、愚昧的群众,需要开明的政治精英去领导和拯救,而问题在于让民众永远脱离软弱、愚昧的状态,让民众组织起来、学会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救民于水火,与增加民众自己手中的权力,前者是拯救,后者是赋权,虽然都能给民众创造福祉,但却是两件非常不同的事情。在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阶段,这两件事并没有冲突,都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造反之中。在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两种群众观、两种不同的对群众的工作方法,就渐渐显露出来,并发生矛盾冲突。  

  

  在毛泽东心目中,“给那部分社会地位低下、‘愚昧无知’的人以更多的权力”的方法,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言论的解放,因此,赋权的主要手段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而在其他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群众路线,是经过封建传统的“明君”、“清官”的棱镜过滤过的“爱民如子”意识、“为民请命”意识、“青天老爷”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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